《剑桥中国史》来到中国三十年:波折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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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来到中国三十年:波折与传承
来源: 中华读书报 2018-06-11 09:56:15

一套堪称反映当时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和最新动向的丛书,是怎样走到中国的?三十余年间,经历了哪些波折?

迄今成立四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一套“镇社之宝”,就是《剑桥中国史》(中文版)。

《剑桥中国史》(中文版)推出三十余年来,赢得了包括专业研究者及普通读者在内的各类人群的广泛好评。如今,这一书系每年发货大约3万套左右,对于大部头学术图书来说,这几乎是天文数字。

这套堪称反映当时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和最新动向的丛书,是怎样走到中国的?三十余年间,经历了哪些波折?

时光回溯到四十年前。

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成立,1978年6月成立了与中国社科院旗下各所平行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出版和引介高水准的人文社科学术著作。1977年至1982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的梁寒冰(1909~1989),向所里编译室的张书生(1919~1997)和杨品泉等人指派了翻译“剑桥中国史”特别是“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任务。

“剑桥中国史”隶属于“剑桥历史丛书”。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20世纪起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本,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编辑中的主导编辑总辑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16卷本),于1902~1912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史称“剑桥三史”。除此之外,剑桥出版社还出版了一系列的地区国别史和专题史,包括《剑桥中国史》《剑桥哲学史》《剑桥基督教史》等。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剑桥出版社组织专家对《近代史》和《中世纪史》进行了重写,出版了12卷本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2卷)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7卷8册)。“剑桥中国史”由当时美国和英国最负盛名的中国学大家费正清和崔瑞德联袂担纲总主编。

崔瑞德

最早翻译“剑桥中国史”的学者中,历史所编译室的张书生曾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杨品泉1950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外语扎实,对西方经济史兴趣浓厚。编译组将率先译好的“剑桥中国史”第10卷交给了出版社,后又译出第11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以“剑桥中国晚清史”为名分上下册一同出版(其英文版1978年出版)。

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剑桥中国史”中文简体字版的核心出版人之一和学术终审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在最早介入“剑桥中国史”的译者中,杨品泉是参与翻译卷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唯一健在的,他在年近八旬时仍欣然接受出版社之邀,不辞劳苦地参与2007年1月版《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的翻译和校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早具体负责引进“剑桥中国史”的历史编辑室主任谢亮生2005年1月5日谢世,1990年前后担任该社负责人的郑文林也已退休,他和王俊义在1990年代末将这一“镇社之宝”的出版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出版人孟昭宇、赵剑英、张志刚、曹宏举和马晓光、郭沂纹等手上。

1992年,社科出版社取得了在中国大陆出版《剑桥中国史》中文简体字本的独家授权。由于英文版的出版不以中国朝代的时间先后为序,而是完成哪卷先出哪卷,社科社也就相应翻译出版各个卷次。在出版时,他们接受专家的建议,没有按照英文原版以《剑桥中国史第x卷》为书名,而是以断代书名代替并标明迄止年代。

200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开始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曹宏举领导的版权部门日益强化了和对方的合作。“剑桥中国史”的第一个版本从谢亮生开创后,经范明礼、马晓光延续,谢亮生和马晓光参与其中多卷的翻译。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学术出版一度出现滑坡,“剑桥中国史”因其开本、纸张等落伍而经历了几年短暂的滞销,读者和译者也指出了丛书中存在的一些翻译问题。

有鉴于此,当时担任历史编辑室主任的郭沂纹,在前任社领导张树相、李茂生和现任社领导孟昭宇、赵剑英、张志刚、曹宏举及马晓光的大力支持下,与同事张小颐、李炳青、史慕鸿及特约编辑郭沂涟一道,于2003年至2007年间重新组织了丛书的校订和翻译。其间,由于当时中译本的合同已到期,郭沂纹逐一联系了译者,逐卷签订了新的出版合同。

费正清

2007年1月,新补充进来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出版,历史学家黄仁宇撰写了其中有关明代财政的章节。

新版“剑桥中国史”上市后,第一次印刷的6800套很快售罄;第二次印刷时增加了外包装箱;2009年上半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印刷。这些销售业绩需要归功于几代出版人:谢亮生、张定、吴家洵、李凌、余顺尧、郑文林、吴元梁、王俊义、张树相、李茂生、孟昭宇、赵剑英、张志刚、曹宏举、马晓光……现任社科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郭沂纹至今记得,从总参三部退休的翻译家李殿昌在癌症复发、刚做完手术的情况下,校订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1966-1982年,“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00万字的书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敬坤在80岁时,用两年时间逐字逐句校订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近二百万字的书稿,“边校边改,一笔一划全部抄在方格纸上”,“他说,修改好这两本书是他此生最后的心愿,一定要留给后人一部像样的东西”。

如今呈现在全球读者面前的《剑桥中国史》,已经不再是崔瑞德和费正清最初所简单设想的“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该书凭借极高的专业型、学术型、权威性,被公认为是代表西方中国史研究新水平、新动向的学术著作。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翻译引进到中国,《剑桥中国史》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思想,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影响了一代史学家,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中外文化的交流。北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表示,《剑桥中国晚清史》乃至整个“剑桥中国史”“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外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史料掌握和分析理解上存在颇多欠缺与不足的印象。此前一直在看《中国季刊》等着重刊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的刊物,就已发现国外学者在文献史料发掘和利用上,往往会晚于中国学者两三年的时间。读了‘剑桥民国史’和‘共和国史’,就更能看出这方面的问题来了。”

据悉,社科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的有《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220年)》《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1368—1644年)》《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1800—1911年)》《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1800—1911年)》《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1912—1949年)》《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1912—1949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1949—1965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1949—1965年)。正在编辑流程中的有《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1645—1879年)》、《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907—1279年)》和《剑桥中国先秦史(文明的起源至公元前221年)》。

目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社科社的合作已扩展至“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宗教史”“剑桥哲学史”等系列。2018年,《剑桥中国史》丛书将推出《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和《剑桥中国先秦史》三本新书。全书将将重新设计封面,以全新的面貌上市。

《剑桥中国史》既完整地体现了西方中国断代史研究的成果、方法和态度,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机会,也推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和中国史学研究的相互理解与交流,从而推进中国史研究的新发展。这套丛书之所以四十年来保持顽强了生命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认为,主要原因之一还是《剑桥中国史》的编纂特色鲜明,极具价值。

“《剑桥中国史》在编写体例和研究方法上可为中国史学界提供某些借鉴。从编写队伍上看,每一卷的主编都是该断代史领域享誉世界的专家,其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谓集一时之选。在编写方法层面,在引进这套书之前,我国史学界在通史的编撰方法上,多是一个主编、一条主线、体例统一、编年叙事方式。”赵剑英表示,在内容上,我们往往注重政治外交和思想史,而轻文化社会与经贸,在这点上《剑桥中国史》显示出其独到之处。总体来说,《剑桥中国史》中文版最大的特点在于体现了国外学者不同的史学研究方法与编写方法。例如,在一卷书中,可以融进不同的观点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供读者自己评判。

正如这部书序言中写到的,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剑桥中国史》兼顾了普及性与学术性。同时,《剑桥中国史》的学术性并未因兼顾普及性而削减。清代前中期卷主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裴德生曾表示,史书集合原始材料并征引世界各地专家学者专著,意在就特定议题提供一种最好的描述,它包括精确的史实和谨严的阐释。对于学者,史书为其提供了翔实的中文原始材料以及主要二手文献的可靠描述和书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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